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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血再灌注损伤是一个涉及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炎症级联反应过程,与肾移植术后早期的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和急性排斥反应等密切相关,目前尚不明确其机制。最近研究发现,NLRP3炎症小体作为炎症级联反应的关键分子在肾缺血再灌注损伤的发生发展中发挥重要作用,并有望成为肾缺血再灌注损伤新的治疗靶点。本文对NLRP3炎症小体在肾缺血再灌注损伤中的作用进行综述。

目的 分析供受者匹配HLA分布频率与肾移植术后长期存活之间的关系,以揭示匹配HLA位点对移植效果的不同影响.方法 采用HLA血清学分型方法,比较分析肾移植术后存活10年以上患者和10年以下患者供受者匹配HLA分布频率的差异.结果 490例存活10年以上的肾移植术后患者,供受者匹配HLA A位点A2、B5、B35和DR9抗原分布频率显著高于存活10年以下患者（259例）.然而,HLA B位点B13、B46抗原在存活10年以上供受者匹配HLA的分布频率显著低于存活10年以下患者.结论 供受者HLA-A2、B5、B35和DR9抗原相容的移植,可能有益于肾移植受者的长期存活.

维生素D是一种重要的类固醇激素，主要经皮肤中的7．脱氢胆固醇转化而来。新生成的维生素D依次进入肝脏和肾脏后，被转化为活性最强的1，25．（OH）2D3并发挥生物学效应。肾移植受者由于缺少日照以及服用免疫抑制剂，维生素D水平常较低，且在移植后早期更为常见，因此需长期补充维生素D，以治疗与之相关的肾移植术后骨质疏松，并维持体内钙磷代谢的平衡。近年来随着维生素D受体（VDR）研究的逐步深入，维生素D所具有的非骨代谢调节功能等已引起移植学界的重视。VDR广泛存在于包括效应T细胞在内的众多细胞和组织中，被认为是维生素D拥有上述生理效应的基础，使其除了能够调节骨代谢外，尚具有潜在的免疫调节和抗感染功能。本文总结了近年来维生素D的研究进展，主要包括免疫调节功能和非免疫调节功能，并进行综合分析，以期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心血管病（CVD）发生的危险因素。方法对2009年5月―2013年11月在解放军309医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手术并符合纳入条件的1106例患者的病例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移植术后CVD的危险因素。资料收集及随访时间点为术前及术后7d、1个月、3个月、6个月、12个月,之后每半年随访1次,直至2014年3月研究结束。结果共有216例（19.5%）肾移植受者术后发生CVD,其中47例（4.2%）发生于术后3个月内,125例（11.3%）发生于术后1年内,分别占术后CVD患者总数的26.8%和47.9%。51例（4.6%）受者死亡,其中19例（2.7%）死于CVD,占全部死亡患者的37.3%。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受者年龄〉50岁（OR=2.39,95%CI 1.15～3.60）、术前有糖尿病（OR=3.18,95%CI 1.56～6.42）、术前有CVD病史（OR=3.85,95%CI 2.15～7.54）、原发疾病为糖尿病肾病（OR=2.12,95%CI 1.14～3.98）、术前透析时间〉12个月（OR=1.27,95%CI 0.98～1.38）、术后血清肌酐〉200μmol/L（OR=2.78,95%CI 1.35～4.53）、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DGF）（OR=1.24,95%CI 1.02～1.42）、急性排斥反应（AR）（OR=2.98,95%CI 1.56～5.72）、移植肾失功（OR=4.86,95%CI 3.15～7.78）是肾移植术后发生CVD的危险因素。结论肾移植术后CVD发病率较高,其危险因素呈多样化。对相关危险因素进行校正或去除,可能降低肾移植术后CVD发病率,有利于移植肾的长期存活。

目的 探讨肾移植受者术前甘油三酯（TG）代谢对其移植肾早期功能（EGF）恢复的影响。方法 回顾性分析2011年1月-2014年12月170例在解放军309医院接受活体肾移植受者的临床资料,经排除标准筛选后最终纳入154例受者,其中男124例,女30例,年龄31.9±8.4岁。根据受者术前TG水平分为TG正常组（0.401.70mmol/L或需服用降脂药控制血脂者,n=47）,观察两组患者中移植肾功能恢复不佳（PEGF）、肾功能延迟恢复（DGF）和肾功能缓慢恢复（SGF）的发生率,进一步比较移植肾功能顺利恢复（IGF）的两组受者术后3、7及30d的肌酐（Scr）水平。绘制以TG为诊断指标的ROC曲线,以获得预测肾移植术后发生PEGF、SGF、DGF风险的最佳TG值。结果 与TG正常组相比,TG异常组的受者术后PEGF及DGF的发病率较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GF的受者中,TG异常组术后7、30d的Scr值高于TG正常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术前TG预测PEGF、SGF及DGF的ROC曲线下面积（AUC）分别为0.774、0.704、0.818,均明显大于机会参考下面积（P〈0.05）,最佳临界值均为1.37mmol/L。结论 受者术前TG代谢异常对移植肾早期功能恢复可能具有负性影响。术前受者TG在正常高值时（〉1.37mmol/L）,其发生PEGF、SGF和DGF的风险便已增加。

目的探讨趋化性细胞因子在肾移植排斥反应中的临床应用价值。方法选取2011年1-12月在解放军第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研究所进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的患者21例[分为急性排斥反应（AR）组（n=11）、功能稳定组（F组,n=10）]和健康志愿者10例（C组,n=10）。分别于术前1d,术后第1、7、14、28天以及排斥反应发生时应用流式微球捕获技术（CBA）检测患者血浆中单核趋化蛋白-1（MCP-1）、调节激活正常T细胞表达分泌因子（RNATES）、中性粒细胞激活蛋白-1（NAP-1/IL-8）、IFN-γ诱生单核因子（MIG）和IFN-γ诱导蛋白-10（IP-10）的表达情况;并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趋化细胞因子与肌酐水平的相关性。结果与健康志愿组相比,肾移植患者术前MCP-1、MIG、IP-10水平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IL-8和RANTES无明显差异（P〉0.05）。AR发生时,AR组患者的MCP-1、IL-8、MIG、IP-10与F组比较明显升高,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而两组RANTES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趋化性细胞因子与肌酐的相关性分析发现,IL-8和MIG与肌酐均呈正相关[r分别为0.4896、0.6245（P〈0.01）],MCP-1、RNATES、IP-10与肌酐无显著相关性（P〉0.05）。结论趋化性细胞因子在肾移植排斥反应中发挥重要作用,肾移植术后应监测其变化情况。

目的研究活体肾移植术后BK病毒（BKV）感染情况,分析BKV感染及并发BK病毒性肾病（BKVN）的危险因素。方法选择2012年2月-2013年2月于解放军309医院器官移植研究所行活体肾移植术的43例受者作为研究对象,在术前及术后0.5、1、3、6、9、12、15个月检测尿液与血液标本中BKV DNA载量并记录检测结果,对部分出现不明原因血清肌酐持续升高或体内BKV DNA载量较高的受者行移植肾穿刺活检病理检查。按照检测结果将研究对象分为3组：BK病毒尿症组、BK病毒血症组、病理学确诊BKVN组,分别统计记录各研究对象性别、年龄、术后并发糖尿病、急性排斥反应、移植肾功能延迟恢复、术后肺部感染等非免疫相关因素资料以及术前免疫诱导方案与术后免疫抑制方案等免疫相关因素资料,分析影响活体肾移植术后BKV感染与发生BKVN的相关危险因素。结果经过15（6～18）个月的随访监测发现,病毒尿症发生率为46.5%（20/43）,病毒血症发生率为14.0%（6/43）,BKVN发生率为2.3%（1/43）。术后第6个月是病毒尿症与病毒血症发生率最高的时间点。术后服用FK506与活体肾移植术后BK病毒血症的发生呈正相关（r=0.319,P=0.037）。结论活体肾移植术后BK病毒血症、BKVN发生率较尸体肾移植术低,病毒尿症的发生率相似。术后应用以FK506为主的免疫抑制剂方案是活体肾移植术后BK病毒血症及进展为BKVN的独立免疫相关危险因素。

目的 观察复方果糖电解质注射液在肾移植术后多尿期的补液效果。方法 回顾性分析2004年1月－2013年12月上海长征医院1279例肾移植后多尿期的补液治疗方案，均采用复方果糖电解质注射液补液，监测患者的血电解质、血糖、尿糖、二氧化碳结合力（CO2CP）及肾功能变化情况。结果 肾移植后多尿期尿量峰值出现在术后3～9h，其中最高尿量达到2500ml/h。血钠、钾、氯均在正常范围，血钙处于正常范围的下限，CO2CP在正常范围，血肌酐浓度随时间推移而明显下降。术前患者血糖均控制在正常范围内，术后血糖水平略有上升，但多处于正常范围上限或者稍高于正常值，且术后1周内未出现血糖的剧烈波动。尿糖受手术的影响更小，术后无升高趋势。结论 复方果糖电解质注射液可较好地维持肾移植后多尿期的水、电解质和酸碱平衡，并能有效解决传统循环补液治疗存在的液体种类多、操作繁琐和高血糖等问题。

目的探讨肾移植术后人群早期并发水痘的临床特点及防治措施。方法回顾2009年1月-2010年12月解放军309医院全军器官移植中心4例肾移植受者术后早期发生水痘的临床资料和诊疗经过,进行临床总结和分析。结果 4例患者术前均无水痘病史,水痘发病分别在肾移植术后38、62、70、90d,减少免疫抑制剂用量、应用抗病毒药物治疗后4例患者均痊愈。结论水痘在肾移植术后患者体内呈机会性感染,肾移植术后早期免疫抑制剂应用量较大、免疫过度可能会导致水痘等机会性感染的发生。

目的分析肝肾联合移植术后患者并发电风暴的临床特征,揭示此类急症在器官移植围术期的危险性及诊疗措施。方法解放军309医院器官移植中心2009年3月收治1例肝肾联合移植患者,对其围术期并发电风暴的诊治体会进行分析并查阅文献。患者术前诊断为＂肝功能衰竭、尿毒症＂,心脏超声提示＂左房、右心轻度增大,二尖瓣、三尖瓣轻度反流＂,左室射血分数62%,既往无心律失常病史。患者术中及术后24h内室性心动过速（室速）或室性纤维性颤动（室颤）,利多卡因效果不佳,需较大剂量升压药维持血压。换用盐酸艾司洛尔联合胺碘酮静脉持续泵入,并根据血压和心律调节用量。结果患者术后第2天发生3次室扑,每次立即给予盐酸艾司洛尔100mg弹丸式静脉推注后恢复窦性心律,术后第3天起未再出现心律失常。患者术后4d停用盐酸艾司洛尔,术后2周停用胺碘酮,术后42d出院,生命体征稳定,移植物功能正常。结论肝肾联合移植围术期交感神经系统过度兴奋是引起心室电风暴的重要因素。重视β-受体阻断剂在治疗中的积极作用,维持机体内环境稳定,改善脏器功能,是器官移植围术期电风暴的重要治疗措施。